近年来，全国各地大量出现了以众多老年人为听众，以专家咨询、免费检测、义诊、健康讲座甚至免费旅游等为幌子，在城镇及农村临时租用宾馆、餐厅、影剧院、旅游购物点等公共场所，集会营销保健品及理疗器械（简称保健品集会营销），致使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因盲目购买而遭受了重大损失，不仅直接危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也给社会稳定和家庭和谐带来诸多困扰，亟待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部门协同，重拳打击这一严重的社会公害。
保健品集会营销的主要表现
一是宣传内容夸大其词。一些保健品经营者把自己伪装成“专家”、“教授”、“名医”，采用“话术”程序，虚构保健品能预防、治疗某种疾病，杜撰已被治愈的所谓“病人病例”，编造所谓“红墙国医”的神明圣言，并严重夸大老年人的身体衰老后果和疾病可怕程度，以诱骗老年人作出非理性、非科学的购买决定，致使许多老年人在身心和财产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二是营销方式以“面对面”为主。保健品经营者通常采用集中授课、亲身体验、跪地营销、上门服务等零距离方式，直接对老年人实施从宣传到试用再到购买的“一条龙”战术，这样既能逃避监管，又能迅速拉近与老年人的情感距离，并在第一时间掌控老年人的心理活动，以随时调控、变换自己的营销策略。
三是营销过程循序渐进。在营销过程中，经销商一般不让消费者一来就买，而是通过“听讲座—赠产品—试用”等环节，对老年人进行传销式“洗脑”，待老年人深信不疑时再进行井喷式销售。
四是通过免费体验和“亲情攻势”博取消费者信任。一些保健品推销商还购置设备，向消费者免费提供身体检测和设备按摩，待老年人对按摩设备产生身体依赖、并对推销人产生好感和信任之际，再诱使老年人自愿上钩。推销人还采取频繁家访的形式大搞“亲情攻势”，不仅使一些空巢老人难以自拔，还从他们那里获悉了工资收入、子女就业、家庭存款等关键信息，以伺机实施经济诈骗。
五是先赠后卖以小套大。在授课过程中，推销人往往采取赠送鸡蛋、面条、牙膏等小日用品，产品免费试用，找人做“托”等手段，向老年人销售成本低廉、质次价高的保健品，以牟取高额暴利，然后迅速转移阵脚；更有经销商在骗取到许多钱款后直接“人间蒸发”。
保健品集会营销的社会危害
一是保健品大都质次价高无效果，延误患者医疗。一些经销商利用部分老年人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和求医心切的心理，把成本低廉的保健品说得神乎其神，甚至说得能包治百病；有的保健品成本仅3至5元，售价却高达上百元；有的成本仅几十元，售价却高达数千元，一旦患者上当受骗，就会延误医疗，加重病情。
二是参与人员多、欺骗性强、社会影响大，扰乱药品经营秩序。保健品集会营销常常聚集数百人,活动空间狭小密闭，参与者多为老年人，一旦遇上突发事件，很容易发生不安全事故；经营者营销的明明是保健品，其标签、说明书上却标示有预防、治疗人体疾病等功效的字样，加上不法分子的大吹大擂和煽情忽悠，存在很大的误导性、蛊惑性和欺骗性。
三是严重坑老害老，造成家庭不睦。保健品欺诈经营之所以屡试不爽，就是利用了一些老年人渴望健康长寿和贪图小便宜的心理。一些老年人受经销商忽悠，竟毫不吝惜地购买少则数千元、多则数万元的保健品，个别老年人甚至瞒着家人花光了养老积蓄，待发现自己上当受骗、经济损失无法挽回时，心情通常沮丧抑郁，极易诱发其它病症，结果是花了大价钱，却买来了病痛和折磨。
保健品集会营销的监管之困
一是保健品集会营销手段狡猾、行踪隐秘。保健品营销场所通常严禁年轻人入内，理由是“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”；一些经销商还通过组织老年人免费旅游,将其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,以视频、健康讲座等方式推销保健品，其行踪很难被外界发现。
二是监管机制不够完善。多年来，我国保健品行业一直存在着“重审批、轻监管”现象，一旦通过审批，对保健品的事中事后监管往往都成了“牛栏关猫”，且监管职能分散于市监、卫健等多个部门，多头管理顾此失彼，部门协同脱节低效，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；加之查处此类案件时，当事人通常拒绝配合，上当的老年人多执迷不悟，而市场监管部门又无权限制经销商的人身自由，致使证据采集和行政执法陷入被动。
三是消费维权步履维艰。保健品集会营销手段狡猾、行踪隐秘，经常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老年人一旦上当受骗，维权、取证难上加难；而如果老年人向法院诉讼，又要承担举证责任和较高的诉讼成本，在重重困难面前，老年人要么知难而退，要么自认倒霉，无形中助长了保健品经销商的嚣张气焰。
四是立法立规亟待跟进。新《食品安全法》颁布后，配套的《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》千呼万唤仍未出台，保健品监管还缺乏理直气壮的法律支撑，对保健品违法违规案件只能援引2007年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进行查处，在执法实践中处境尴尬；加之现行法律法规对保健品违法经营的处罚额度偏低，很难形成执法震慑。
五是大多数空巢老年人缺少亲情关怀，经不起保健品经销商的“甜言蜜语”和“亲情”攻势。很多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孤独寂寞，特别渴望亲情陪伴和心理关怀；为此，保健品销售商趁虚而入、曲意逢迎，不惜对老年人嘘寒问暖、料理家务，甚至直接把老年人叫爹叫妈，用“温柔的一击”便轻易突破了老年人脆弱的心理防线。
根除保健品集会营销须标本兼治
一是加强科普宣传，防止老人受骗。保健品不是药品，但不少老年人误以为保健品功效多多，甚至可以替代药品。各级政府及市场监管、卫健、文广等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、微信公众号等传媒手段，以易于接受和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加大对老年健康、保健品和消费维权常识的科普宣传，引导老年人到正规药店购买保健品，并索要发票作为维权凭证。
二是加快立法进程，完善顶层设计。一要尽快出台《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》，大幅提高保健品非法经营处罚额度，强力实施保健品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和“黑名单”制度，用“长牙”“带电”的法律条款，给保健品套上“紧箍咒”。二要完善保健品长效监管机制，进一步厘清责任清单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加大问责问效，从根本上消除职能交叉、履职消极和推诿扯皮现象。三要探索保健品集会营销资金担保制度，对通过备案审批、以集会形式营销保健品的，试行在一定期限内由保健品销售方和场所提供方共同提供担保资金，并将担保资金统一存放于某银行账户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违规动用，以防范化解消费风险和消费纠纷。四要督促场所提供方对保健品集会营销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，以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调查取证。
三是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惩戒威慑。一要加强保健品经营事中事后监管。其中，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查保健品经销商的经营资质，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、非许可场所销售、无进货查验记录、无票据、无供应商资质和未建立销售台帐等保健品营销行为进行严厉查处；公安部门要严格评审保健品营销场所的消防安全和治安环境，不符合条件的，不得备案审批。二要严禁宾馆、酒店、影剧院等向保健品经销商提供经营场所，违者从严追究连带责任。三要强化网格化监管、部门协同和快速联动响应，全面实行动态巡查，主动克服“坐堂式执法”，从根本上扭转执法被动。四要整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并对举报人实行资金奖励，通过鼓励全民参与，形成社会共治格局，让保健品集会营销成为人人喊打的“过街老鼠”。五要加大打击力度。保健品集会营销之所以屡禁不绝，经销商之所以肆无忌惮，还是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，治乱须用重典，防骗须出重拳，各级主管部门应采取严厉手段，对保健品集会营销露头就打、发案就查，通过严管重罚，迫使保健品经营者不愿违法、不敢违法。
四是注重行刑衔接，杜绝以罚代刑。为弥补执法手段上的限制，增强制法威慑，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建议监管部门对以举办健康讲座为名、行商业欺诈之实、诱骗老年人大量购买保健品达到一定数额的,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按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和诈骗罪论处；对监管不作为、慢作为和趋利执法、以罚代刑的，要追究监管部门及执法人员的失职、渎职之责。
五是弘扬孝老美德，助推精神赡养。亲情是最好的保健品，陪伴是最好的孝敬。各级舆论及涉老部门要切实加强孝学问建设，大力弘扬“百善孝为先”等中华美德，鼓励成年子女常回家看看，时常把老人贴心陪伴，定期给老人做健康体检，并拓展老人的情趣爱好，让老人拥有健康快乐，从而主动远离虚假的亲情和保健品的忽悠。（潘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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